「我和我的健康照護者」提名活動是IAS於2016年所發起，今年首次來到亞洲，台灣也很榮幸的成為其合作夥伴之一。該活動邀請受HIV感染影響的族群提名陪伴自己戰勝愛滋汙名與歧視的健康照護者，期待透過表揚提供「愛滋零歧視與去污名」服務的第一線醫師、護理師、診所員工、藥師和其他第一線的健康照護者，讓社會大眾認識愛滋照護的真實故事與面貌，並鼓勵更多健康照護者提供愛滋感染者各類醫療服務，落實愛滋病零歧視與去汙名化的目標。過去我曾在愛滋病房實習，也協助許多愛滋產婦生產，但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和感染者深入聊天。

安妮媽咪懷第二胎時，例行產檢發現 HIV結果為陽性，只有單一性伴侶的她，立刻打電話問先生：「你有在外面怎樣嗎？」丈夫坦承後，她默然地掛上電話，沒有眼淚沒有吼叫。

「你不要看我這麼健談，我當時一週沒說話。」、「就是遇到了，或許這就是我的命吧！」和那個年代的多數女人一樣，安妮媽咪以宿命論接受了這一切。她第一時間沒心思釐清自己的感受，只擔心病毒可能會傳染給腹中無辜的胎兒，孩子出生後，勢必要承受社會歧視的眼光。

「我不能把孩子生下來！」雖然安妮媽清楚地表明立場，但醫護人員不停安排各式檢查，時間一點一點超過法定可進行人工流產的週數，她只好轉診到HIV友善醫院來進行產檢、生產。

事隔多年，安妮媽咪才明白，當時協助感染者進行流產手術，對醫院來說是件可能影響「生意」且不名譽的的事。「啊！ 就像新冠肺炎剛爆發時，大家不敢去收治病患的醫院一樣。」安妮媽咪現在已經能笑看往事。我問她：「會對當時的醫生有怨懟嗎? 」，「就是遇到了，沒時間怪誰。」她回答。

產前的她徬徨不安，產後的她負起最大的決心照顧孩子。安妮媽咪一邊承受藥物副作用，一面天天餵女兒吃藥，身為感染者，她同時也是照顧者，她要做最壞的打算，認真把握每一天和寶寶相處的時間，誰也不知道病毒會先帶走誰。所幸一年後檢查證實，女兒並沒有成為感染者。

當時讓安妮媽咪備受煎熬的還有婆家的態度，當婆婆知道她因為先生感染HIV時，第一時間竟然是指責她，認定她沒有做好太太的角色、滿足先生的需求，才讓先生去外面尋歡。

「很多女性感染者都有類似的處境，在社會既有男性為尊的框架下，染病的同時不僅沒有得到支持，還得承受許多指責。可是我們是因為有『愛』才有愛滋的啊！」

「還好我的父親很支持我。」安妮媽咪話鋒一轉，提起了自己的原生家庭。父親知道她染病後，馬上查詢疾病的相關資訊，無條件支持她。相反地，母親卻不希望她與家人有太多接觸，不能一起吃飯、睡覺，甚至不能待在同一個房間裡。安妮媽咪只能努力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希望母親能有天接納改變。如她所願，隨著時間流逝，安妮媽咪的媽媽終於慢慢放下對HIV的偏見，不再對「女兒」心生恐懼。

「有一次我和媽媽說要去醫院拿藥，我媽一時之間還愣著問，拿什麼藥啊？，我說「愛滋病的藥啊！」 安妮媽咪說完，她、大米和我不約而同的相視而笑。

作為二寶媽，安妮媽咪把握和兒女相處的一分一秒。孩子們在18歲前，都不清楚媽媽有什麼疾病，只知道她每天需要服用一顆「維持生命的維他命」。直到大米在某次母親節特別企劃聯絡了安妮媽咪，邀請她在節目分享自己的經驗，安妮媽咪終於藉機讓兒子「聽完」自己的病況。

「我忘不了兒子的反應，他嚴肅淡定地說，這也沒什麼，就吃藥吧，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我就陪你吧。」講到兒子，安妮媽咪就像每一個我所認識的母親一樣，滿臉驕傲，有子萬事足，「我兒子就是這麼酷，當年我先生去世時，才幼稚園的他就牽著我的手說，媽媽我會照顧你，因為我是你的男人。」有了和兒子「出櫃」的經驗，她和女兒告白就簡單多了，當她把分享染疫過程的新聞稿給女兒看後，女兒也只說：「吃藥就好了呀！HIV是慢性病，不需要特別告訴他人，這是我們一家三口的共同默契也是秘密。」

安妮媽咪並不會為了當年有流產的念頭，對女兒感到愧疚，「孩子在我肚子裡當然是我作主，我有權利做選擇，但生下來我就會好好照顧她」安妮媽咪充滿自信地說。

除了有家人無條件的愛與支持，她還幸運的有很多好姐妹，在需要的時候給予許多協助，講到好朋友，安妮媽咪的眼神總是帶著感激，閃閃發亮，「她們都很理解HIV，知道沒那麼容易傳染，但我一開始也很怕睡在好朋友旁邊，非常擔心會害別人染疫， 這幾年才好一點啦！我先生也是這樣啊，過世之前，他也一直和他的爸媽道歉，說自己是殺人犯。」

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的不理解與排斥， 總是把愛滋感染者妖魔化，認為他們是想害別人染疫的壞人，這種歧視性的言論對愛滋防治無益 ，還會加深大家對疾病的污名化，但我們的敵人從來不是彼此，而是病毒啊！

「新冠肺炎爆發時，大家有點歧視染疫者，對我們來說真的超有既視感。」每天的疫情新聞，讓安妮媽咪焦慮症爆發，當她到診所就醫時，醫生一插入健保卡，就從雲端看到用藥史，立刻驚呼:「你怎麼會得『這種』病？不過沒關係啦！你們『這種人』現在都被保護得很好，比糖尿病患活得更久！」

常人聽起來充滿歧視性的言語，安妮媽咪卻安慰自己：「醫師至少是在安慰我，也還願意幫我看診，人都會有好奇心啦！沒關係，我習慣了。」不過她的內心不可能不受到影響，這波疫情期間，她順利地在熟識的醫院完成疫苗注射，但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，所以第二劑過後，她還施打了基礎加強劑。這個「標記」，讓她擔心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會曝光，所以直到現在，還不敢打正規的第三劑。

身為婦產科醫師，無論是施打疫苗，或是詢問他人是否注射疫苗，都是極為平常的小事，沒想到對一般人來說，拿出小黃卡這種稀鬆平常的事，對感染者而言卻是極大的負擔，即使我們都明白，需要打基礎加強劑者，未必是感染者，但那股潛在的恐懼還是深深籠罩在安妮媽咪心中，再次證實了，傷害人最深的不是病毒，而是社會異樣的眼光。

這是我第一次以訪問者的身份，與感染者對談，過程難免忐忑不安，安妮媽咪回應我的卻是溫暖的笑容與明亮的語言。

回顧安妮媽咪確診這22年來，她從最初認命、為母則強的心態，一步一步接受感染者的身份。

「還是會怕啦，我會和先生分開，也是不想看到他發病的樣子，那就好像一面鏡子，預測自己註定的未來，我不敢也不想接觸其他感染者。」直到這幾年，安妮媽咪才轉換心境，突破自己的恐懼與孤獨，在2019年甚至報名了露德協會舉辦的女性培力營，「我出發前一天都還在幫自己找藉口不參加，還好我兒女一直鼓勵我走出烏龜殼。」

在活動中，安妮媽咪看到很多夥伴都是「正常人」，大家開心地聊天，交流，那一刻安妮媽咪才突然體會到外面世界是如此之大，大家都過得很好，感染者也是一般人，沒有什麼好害怕。

「為什麼每個人一開始看待感染者的態度會差這麼多？這其中的關鍵是什麼？我們又該怎麼做？」聽完這些故事，我忍不住問在一旁專心聆聽的大米。

「和學歷、年紀、人生經驗、職業無關。我認為關鍵在於是，一個人是否有真正的認識疾病，真正去看見並理解感染者。而不是從過去恐嚇式的衛教去『想像』這個疾病。」大米堅定的說。

走過十二個年頭，廣播人大米藉著聲音平台，讓許多感染者能在這個隱私受保護空間，訴說屬於他們的故事，讓大眾更理解愛滋這個已不是絕症的疾病。

「是什麼機緣讓你開始關注HIV? 」我好奇又有點白目地問大米，「你既不是醫護人員，也沒有認識任何感染者。」

「一開始，我就是帶著一顆開放的心去聆聽他們的故事，才發現這疾病受到多少歧視，感染者是如此的孤單，如此的需要陪伴。」從局外人成為HIV倡議者，是大米與高中同學、如今是露德秘書長徐森杰的一場偶遇開始。當時徐森杰邀請大米試著以廣播與露德合作，讓更多人關注HIV議題。

「起初我也很猶豫，畢竟我對愛滋病一無所知。」但當時來自同一個人的三通電話，讓大米決心投入此議題，那是一名有藥癮的愛滋感染者，同時也是更生人的身份，大米疑惑的問：「這樣的人我們能怎麼幫他？為什麼你還願意幫他？」秘書長只用一句話回答：「 因為他需要。」

大米這才被點醒，原來既有的刻板印象會讓自己畫地自限，經過三番思考後，大米認為廣播能不露臉、長時間「陪伴」的特質，很適合HIV議題，因此大米才決心與露德合作。

訪問進入尾聲，安妮媽咪自豪地表示，「這樣說或許有點怪，但我從一個愛耍脾氣的大小姐，變成心胸寬大、堅強無比的二寶媽，要真心感謝這隻病毒。」這樣的想法，讓我開了眼界，但大米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，最初她像我一樣非常不可置信，懷疑是不是故作堅強，還是想安慰其他人？後來她才發現，疾病讓大家有機會反思自己、自我覺察，進而更愛惜自己的身體，感染HIV是意外，卻也克服了許多挑戰，看到自己的潛能，「這不就是一個疾病而已嗎?我的身體裡有些病毒，只要我按時吃藥，將身體照顧好，跟一般人沒有兩樣。」

這些年靠著科學家研發藥物、一線醫護人員、社運人士及病友一起努力倡議。二十世紀黑死病這個錯誤標籤終於漸漸模糊，但就我觀察，許多醫護人員並不清楚愛滋病現在已經是個可以控制良好的疾病，當HIV感染者血液中穩定測不到病毒長達六個月以上，就100%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染給他人，也就是所謂「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」U =U（undetectable=untransmittable）。

讓 HIV被理解，平等地接受醫療資源。讓任何一種疾病的感染者，都不需要恐懼社會的眼光，不用躲起來害怕被發現，我想，正處於這場改變全世界疫情之下的我們，還有太多能做的事了！

更多關於「我和我的健康照護者」提名活動可以參考： https://hiv-story.org/mmhp/